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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当下部分高校教师比较侧重科研轻教学。对于年轻教师而言，能否晋升，也主要和能否拿出科研成果有关。如此一来，花费大量精力专注教学，反倒成了一件“性价比”较低的事情。而且，部分高校对于科研考核指标明确、数量很多，而对于教学考核的指标较少。可见，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有没有“红黑榜”，而在于高校教师的评价体系。

教育评价体系是指挥棒，有什么样的教育评价就有什么样的办学导向。“红黑榜”的出现，无疑给各大高校提了个醒：还是要不断健全教师分类管理和评价制度，注重凭能力、实绩和贡献评价教师，引导教师各尽其才、各得其所。尤其是那些对教学充满热情的教师，更应该得到鼓励和肯定。这样一来，“水课”自然没了立足之地，学校、教师、学生都会成为受益者。

像李珀这种情况并非个例。当下，有不少超过退休年龄的人(男60岁，女工人50岁)基于各种原因仍在工作。根据民政部、全国老龄办等多部门今年10月联合发布的《第五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基本数据公报》(以下简称《数据公报》)，2021年，我国19%的老年人从事有收入的工作。而根据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2023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截至2023年末，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9697万人。

受访专家指出，对于有劳动能力和劳动意愿的老年人来说，即使超过退休年龄，他们也愿意继续工作，用人单位招用他们，不能让他们的权益处于制度保障之外，但超龄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又不能构成完全意义上的劳动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构建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依法赋予他们获得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工伤保障等基本权益。

“在现行法律框架下，超过退休年龄并领取养老保险待遇的工作者只要仍在工作，不再适用劳动法规范，而归入民法调整范畴，也就是通过签订劳务合同调整与用人单位之间的权利义务，一旦双方没有签订劳务合同，或者劳务合同中对相关内容语焉不详，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就存在真空地带。”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社会法研究室副主任王天玉说。

他同时提出，在现行退休年龄制度下(男60岁，女工人50岁，女干部55岁)，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一直存在，即使新的退休年龄制度实施后，还会存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因为总有老年人有劳动能力又有劳动意愿，有劳动就会有风险。基于上述客观事实，不能因为老年人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就不能和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不能把这个群体推到劳动保障制度无视或者空白的区域，而应该在制度上认可这种劳动，构建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

“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后，一种思路是，应该放开劳动关系主体的年龄限制，这样在现行劳动法律框架下，老年人仍然是劳动者，可以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参加工伤保险。另一种思路是，扩大工伤保险的参保范围，在地方实践的基础上，将就业老年人纳入工伤保险，比如把工伤保险与其他险种拆分，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老年人就业时，单独参加工伤保险。”王天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