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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文燕：桂林石刻，包括碑碣和摩崖两种主要类型。碑碣，指经过开凿石料并加工成碑材进行题写镌刻，置于特定场合的石刻；摩崖，是利用天然的山崖石壁，经过开凿碑面，在山体上直接题写镌刻的石刻。桂林今存石刻以摩崖石刻为主，石刻的数量、质量在国内摩崖石刻名列前茅。古往今来，众多文人墨客在桂林山峰的崖壁上留下大量摩崖题刻。

桂林石刻内容丰富，堪称一部多方位反映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甚至科技发展的“周南太史书”。如刻于龙隐岩的宋代《元祐党籍》石刻，是反映北宋王安石变法这段历史的唯一完整石刻；又如宋代石刻《乳床赋》，记载了八百多年前古人对钟乳石成因和生长过程的独特科学见解，成为中国最早考察岩溶地貌的文献之一；而宋代吕渭《养气汤方》，记录了一方调养气血的药方，对所涉药名、制法、用量和服法都有详细记录，具有研究传统中医药学的文献价值。

在研究中国山水文化方面，桂林石刻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桂林石刻记载山水纪游的诗文、题名、榜书等题刻占85%，传诵千古的名句“桂林山水甲天下”，即出自题刻于独秀峰的摩崖石刻。创作者将探索桂林山水的过程，以及游山玩水时的切身感受，在第一时间、第一地点刻于山石，桂林石刻较之文献记载更具特殊的第一手史料价值。

桂林石刻中的许多山水诗词和游记散文出于历代名士大家，其文辞“皆典雅可颂”，借石刻得以保存传世，使桂林石刻拥有了很高的文学艺术价值。如《全宋词》中所收南宋词人梁安世《西江月》、曾宏正《水调歌头》，均为宋词佳作，就采自七星岩和水月洞石刻。又如唐代的元晦、李阳冰，宋代的张孝祥、范成大、陆游等著名文人在桂林所遗石刻，皆可补充他们个人诗文集的佚缺。可以说，桂林石刻是研究中国山水文化的一座文学艺术宝库。

吴文燕：在中国古代的石刻中，人们把依托于山崖开凿出艺术形象的石刻类称为摩崖造像。在作为桂林石刻重要组成部分的摩崖造像上，能看见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唐宋时期，桂林成为岭南的政治中心和交通要道、中原文化传播进入岭南的重要枢纽。唐代寺院营建让佛教高僧云游至桂林，佛教文化对桂林的影响从摩崖造像的数量上便能窥见一二。

此外，骝马山还发现高鼻梁、蓄长须的力士造像。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仿刻、原作为五代高僧贯休(832年至912年)所绘的《贯休十六尊者像》，也具有高鼻深目的外邦人特征，作品有“胡貌梵像”之称。从造像记载和龛形人物特征上，这些石刻都体现出西域风格。由此可见，西域文化沿着丝绸之路进入中国北方、中原地区，还传入南方的桂林，在宗教、艺术、语言等方面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

吴文燕：20世纪60年代起，桂林普遍采用建造碑檐、碑亭和开凿引水槽等传统办法对摩崖石刻进行保护。20世纪80年代，桂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对遭受破坏的叠彩山、西山等摩崖造像进行修补复原。2007年至2010年，桂林市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合作安博体育·，实施桂林摩崖石刻第一期保护修复工程。2017年1月，桂林市公布施行《桂林市石刻保护条例》，对石刻的保护工作起到积极作用。

桂林石刻吸引无数研究者前往探寻，也颇受国内外学者青睐。中国著名历史学家罗香林，于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协助下出版《唐代桂林之摩崖佛像》一书，使桂林石刻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文学价值较完整地保存至今。日本学者户崎哲彦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对桂林唐代石刻进行研究，先后出版《桂林唐代石刻研究》等作品，对桂林石刻及乳洞墨书进行系统研究与文化传播，石刻中的精美书法助推了中日文化交流。

值得一提的是，采集桂林石刻信息所运用的传拓技艺，不仅在保护工作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成为桂林石刻扩大影响力的重要途径，中外游客在此体验桂林石刻传拓技艺，并将拓印作品带往全世界。2016年，桂林石刻传拓技艺入选为第六批广西壮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2018年，桂林彩色拓印技艺被列入第七批广西壮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